东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、教授  王殿元   

    距离1977年恢复高考已经整整30个年头了，真所谓时光荏苒，日月如梭。陡然翻开尘封的记忆，经历过的许多东西都已经模糊了，但唯独关于高考的经历却总是那么历历在目、清晰可见。
    一、梦想
    俗话说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我产生读大学的想法主要来自两个方面：家庭和中学就读的学校。
    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。爸爸是一位钳工，八级大工匠，技术非常好，曾创造一项东北地区的生产新记录。为此，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曾授给我们家一块刻有“光荣之家”字样的牌匾。但由于没有文化，他做得很苦，后来也没有什么发展。大概是尝透了自己没有文化的苦头，因此在他少有的教育子女的话中，最常说的一句就是：“多念点书吧，没有文化不行啊！”在我的记忆里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一般不是在教导，而是在自言自语。
    其实，当时我根本不懂为什么“没有文化不行”，而我的哥哥、姐姐似乎懂。哥哥于1958年考上哈尔滨工业大学。记得他在高考复习时，我们全家齐动员，把一间小北屋腾了出来给他，其余七、八口人挤到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南屋。自从哥哥独占北屋之后，北屋的灯就成宿隔夜地亮着。当然，有时候是看看书，累了，困了，睡着了，忘了关灯。即使是这样，一向过日子十分节俭的妈妈也从未说过他半句。
    姐姐于1959年考上原沈阳有色金属学校，属于中专。姐姐学习条件要照哥哥差许多。姐姐是家中长女，弟弟妹妹们多，洗洗涮涮、带孩子、做饭，凡是妈妈需要帮手的活都是她的。倒不是家里重男轻女，只是这些家务活好像由女孩子做天经地义。姐姐考上中专，很不甘心，掉了一些眼泪，还是硬着头皮去学校报到了。可以想象，这事也只能这样了，一是当时不时兴复读，二是一个工人家庭同时供两名大学生也很难。当然，姐姐个人十分努力。毕业分配到矿山，边工作边学习，几年后取得原东北工学院的本科文凭。她一直在矿山工作，直到退休，是我国少数一直在矿山现场从事采矿科技工作的女专家之一。
    应该说，我萌生读大学的想法首先来自家庭的影响，而我就读的中学使我追求的目标更为明确。
    我初中、高中都是在沈阳市第28中学读的。当时28中在全市不算好学校，很一般。主要考虑学校离家近，小学学习成绩不是很好,于是就到28中就读。刚升入初中,环境比较新,心就安定了许多,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出人意料地考了个第12名.正当我在沾沾自喜之际,一次课间在教室玩,当时的班主任赵老师把我叫到跟前,手搭着我的肩膀问道:“你期中考试考多少名?”我说:“12”。赵老师好象很随意地说:“要是第一多好啊!”赵老师是一位非常和善、漂亮的青年女教师，她的一句话使我产生考第一的冲动。等到期末，我还真的考了全班第一。
    也许是由于尝到了甜头，我竟在之后的整个初、高中阶段各个学期期末考试成绩排名中始终保持全班第一。我现在从事教育工作，我经常想，一位教师对于学生可能是不经意的一句鼓励，而对于学生的成长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！
    渐渐地，我学习不错在全年级乃至全校有了一点名气。我曾获得初三年级（6个班300多学生）数学竞赛第一名，全校计算比赛第一名。临近初中毕业，涉及到填报高中志愿。从内心讲，当然首选我心目中最好的学校--沈阳二中。而这时，我的班主任杨老师一遍遍地同我讲，根据你的情况，考上二中没问题，将来考上大学也没问题，估计经过努力考所名牌大学也是可能的，这事已经同校长商量过，校长让动员你报考本校，将来为学校争光。为此，杨老师还特意到家做我父母的工作。我现在认为，杨老师当时这一番工作的效果，主要不在指导我如何填报志愿，而在于增强了我的自信和明确了我争取考上名牌大学的目标。
    二、梦折
    和所有同龄人一样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打断了少年的读书梦。与一些人不同的是，我在其后的两次遭遇却让我的心灵遭受重创，以至于使上大学的梦想几乎彻底破灭。
    1968年，我作为一名知青被下放到辽宁铁岭东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插队劳动。一晃四年过去了，青年点陆续有人被抽调回城当工人，一些大、中专院校也开始招生。虽然当时招生数量有限，但毕竟有人被幸运的雨点儿打着，而我却被那冰冷的雨点儿无情地嘲弄了一番。
    1972年，县里分配给我所在的公社12个推荐保送上大学的指标，其中一个指标就落到了我所在的大队，于是大队推荐我去。这在当时，对于其他人可以说是天大的好事，因为既可以回城又可以上学，而对于我却未必。我一直担心我的政审能否合格。按照当时的说法，我父亲这边有点问题，但不是很大，而我母亲那边问题就大了，可以说是“社会关系复杂”，我思想上有落选的担心。果不其然，正当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焦急地企盼着的时候，大队通信员黄大爷跑来告诉我，说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严助理让我到公社去一趟。我一刻也没有耽搁，尽管隐约有某种不祥的预感，还是一溜小跑，从队里到公社赶了12里山路，见到严助理。
    严助理我以前认识，本来负责文教工作，后来兼管知青。由于我经常为公社广播站写一些类似表扬本队老贫农《人老心红意志坚，继续革命永向前》之类的通讯稿件，因此公社许多干部认识我。至于严助理当时如何委婉地告诉我，全公社推荐12个人只有我一人落选，以及如何鼓励我要想开点儿，不要背包袱，等等，现在我已经记不起来了，实际上在当时也没有听清楚。我只觉得脑袋越来越大，里面一片空白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踉踉跄跄地走出公社，怎样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上回大队的山路。
    此时正值春节刚过，辽宁北部仍然是冰天雪地。我任由肆虐的北风裹挟着积雪在我身上、脸上抽打。我望着被积雪掩埋了半截身子的枯草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曳，忽然想到那就是我，不由得仰头向天，长长地吼了一声“啊--”，借此来发泄心中的郁闷。
    回去的路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，等到了大队，天已经大黑了，我和衣倒在炕上就睡着了。第二天，我病倒了，重感冒，扁桃体红肿，发高烧，几天颗粒未进，半个多月后才挣扎着爬起来，但与此同时，上大学的梦想破碎了。
    几个月后，公社抽调我，名义上做公社广播站的编辑，实际是做公社党委书记、革委会主任的秘书。这要感谢严助理力排众议的保荐，不然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是不可能被任用的。后来同他在一起共事才了解到，严助理“文革”前中专毕业，为人正派，工作能力很强，很早就被内定为接班人培养，只是由于家庭成份上中农而不被重用。直到“拨乱反正”之后，他才被任命为中共铁岭县纪委常务副书记，不幸此人英年早逝。了解到严助理的情况后，我才解开心里的一个谜，那就是为什么全公社下乡知青近千人，他会单独找一位被推荐上大学而被淘汰下来的知青谈话。
    转眼到了1973年。由于工作便利，我最早地接触到下到公社的有关当年的招生文件。从文件的字里行间，我意识到与往年的区别，那就是从过去的简单推荐保送转变为推荐与选拔相结合，所谓选拔就是考试。看到这一条，我内心有一点儿躁动，但家庭社会关系的阴霾仍然笼罩在心头。直到有一天，公社党委书记主动与我说：“今年咱们公社有7个上大学指标，你去吧。公社推荐你，估计考试你没问题。”公社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爱护和热情鼓励，使我上大学的愿望再一次萌生。
   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公社委派我带领由大队推荐上来的另外6个人集中在公社会议室复习，准备应考。我从公社中学找来学生课本，一看基本都会，于是就逐章地给他们讲解。他们6个人的文化基础各不一样，没有谁读过高中，一般都是初中，但初一、初二、初三不等。有一位很特殊，只读过小学六年，是当地青年，刚刚从部队复员回乡。他人很朴实，只是文化基础太差，算数的四则混合运算都弄不太“溜”。但有什么办法呢？复员到当地农村，不给安排工作，正好赶上这“拨”，也是个机会。每当他复习吃力时就会报怨：“怎么倒霉赶上上大学这‘拨’，要是赶上进城当工人多好呀！”
    对于1973年的推荐选拔各地是很重视的。铁岭全县的推荐生被集中到县革委会招待所，选拔考试的考场设在当地一所中学，监考老师很认真。考试顺利结束后，我带着另外6个人返回公社，各自散去。在等待选拔结果的日子里，传来张铁生“白卷事件”的消息，我感受到极“左”的寒流再次袭来，我对被选拔上已不抱任何希望。形容我当时的心境，不是心如止水，而是心如灰冷。
    我非常感谢当年与我共事的公社机关的29位同志。在那段时间里，他们从不在我面前谈论推荐选拔的事，以免勾起我的伤感。特别是正式接到通知那天，全体干部在公社办公室里间屋开会，开会中间办公室尚主任出去接个电话，回来什么都没说，好像有人问，他也没讲。过后我知道了，那个电话内容就是县里正式通知，其他6人都分别被选送到哪所大学，而我再一次被甩掉了。有时候我想，如果当时尚主任当着大家的面说这件事，我将承受怎样的心里煎熬？我深刻领会到同志们的良苦用心，他们用爱抚慰我受伤的心灵。随后，领导特批我15天假，让我回沈阳家中休息。在家中，又闹了一场病，眼角膜发炎。妈妈一再追问，怎么了？在农村有什么事吗？我竟守口如瓶，两次上大学未成的事从未向家人透露半句。
    遭受到一次次沉重的打击之后，我对上大学已不抱希望，连带的是对前途感到渺茫。于是在征得领导同意后，于1974年10月被抽调回沈阳进工厂当了工人。
    三、追梦
    我得知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非常晚，是从电台的新闻广播里听到的，时间大概是1977年10月23日。这个时间距离辽宁省确定的考试日期，中间不到40天。在这段日子里，要做出参加高考的决定，要系统地捡起已经扔了十多年的知识，要克服生活中的诸多困难，现在回忆起来已经不算啥了，可是在当时是多么不容易呀！
    人们常说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在我的内心深处，由于政审不合格而上不了大学所造成的伤痕无法磨灭。我始终担心，这次会不会又是这样？会不会要在旧伤疤上再添新伤痕？然而，心里还有一中按捺不住的冲动。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“人生难得几回搏”。既然自己从懵懂少年开始就有上大学的想法，现在又出现一次机会，为什么不再去“搏”一次呢？正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，身边的人给我很大的鼓励。那段时间，工厂里凡是认识我的工人师傅见面就说：“你去考吧，你肯定能考上。”我的哥哥、姐姐特意从外地赶回来，表示极力支持。也许父母最了解子女的心思，他们的话是：“考吧，考不上也不寒碜”。要说给我最有力支持的当数我的爱人。当时我们的孩子只有一岁半，爱人每月工资42元，我每月工资38元，合到一起可以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。可如果我考上了，由于我的正式工龄不满5年，因此不带工资，那生活就很艰苦了。爱人表示，生活苦点儿没什么，42元能养活孩子。事实上，在我读大学的4年里，就是靠爱人那42元工资和学校给的22元助学金维持生活。正是由于周围这些至爱亲朋的关心和支持，使我最终决定去应考。
    那个时候，我已经把能不能考上看得不是很重了，但实际复习准备不敢有丝毫大意。我当时复习找不到资料。听说电视台有辅导讲座，就八方打听，哪位熟人家里有电视。在那个年代，有电视的人家可谓凤毛麟角。终于我弟弟得知，他的一位小学同学家有一台9寸黑白电视机，于是带我去求人家。弟弟同学的爸爸是一位慈祥的老工人，长年病休在家，终日电视为伴。当我们说明来意后，老师傅满口答应。临了送我们出来，说了一句话：“我就喜欢爱学习的人”。这句话字字洒在我的心头，令我感到十分温暖。
    当年电视台的辅导讲座大部分安排在下午。于是在随后的二十几天里，我每天照常上班，上午尽量表现好点儿，脏活、累活、险活抢着干，下午就找机会，偷偷从厂里溜出来。工厂距离弟弟同学家，骑自行车需要一个多小时，每次到那儿都是气喘嘘嘘，满身大汗。等辅导听完，气也匀了，汗也消了，回到家中还得骑一个多小时车。有时候工厂任务重、完成时间要求急，于是听完辅导后，还要返回到厂里把工时抢出来，目的是对同班组的师傅们有个交代。当然，晚上回到家里，复习时间就可以自由支配了。
    为了给我创造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，爱人带孩子住到我父母家。我父母家住房本来就非常紧张，父母，弟弟、弟妹，还有没出嫁的妹妹，一家五口挤在面积只有16平方米的一间屋里，晚上睡觉需要挂帘遮挡，等到我爱人带孩子挤进来那就更乱套了。爱人和孩子离开后，我自己家确实清静了不少，可随之而来其它的问题就突出了。我当时住的是一间向亲属借的平房，顺山炕，下窖得厉害，窗台几乎与屋外地面一样高。由于屋里地势低，窝风，地灶常年不好烧，只要做饭就倒得满屋子烟。有爱人和孩子在，不管怎么样，也得把饭做熟，把炕烧热，可只剩下我自己就可以得过且过了。每天晚上回来，凉的、硬的对付一口，把身子委在炕里，搭床被子，一遍遍地看从电视上记下来的东西，大量的时候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。后来天气越来越凉了，屋里一天天不见火星、不见一丁点儿热乎气儿，冷得就像冰窖一样。有一次，实在冻得没办法，就生火点炉子烧烧炕，未等屋内煤烟散尽，迷迷糊糊就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感觉头昏脑胀，脑瓜仁子都疼。后来分析，是煤气中毒了，我心里直后怕。
    四、梦圆
    1977年12月1日，当我迈入考场时，心情有些激动，但没有丝毫的紧张。似乎只要能够参加考试，就已经挺满足了。至于能否被录取，由于曾经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，因此不敢有太高的期望。
    在考场上，题答得很顺利。语文、政治本来就不是复习准备的重点。因为我感觉，随着年龄增长和工作阅历的增加，好像这方面的知识相应在巩固和增长，即使在具体知识点上可能叫不太准，但在直觉判断和实际运用方面还是有一定优势的。所以在语文、政治两场考试中，未遇到什么障碍。当然，不是说全答对了，也许根本就不对，或者不全面，只是自我感觉良好。数学、理化（物理、化学一张卷）两科在复习准备中我比较重视。因为数、理、化这些东西平时不用，扔得时间久了，需要从头捡。另外我高中只读了二年，高三的课程根本没学过，什么解析几何，什么有机化学，一点儿不会。好在当年的命题教师很了解考生的实际，高三课程的内容在考题中基本没出。非常幸运的是，数学试卷中只有一道高三的解析几何题，是计算两点间距离，而我在看电视辅导时恰好记住了这个公式，因此在考场上只是简单地把坐标值往公式里一套，这道5分题就拿下了。还有，有机化学我只记住几个简单的分子式，而在考试中还真就用上了，这就应了那句话，撞大运撞上了。自七七年参加高考后，我喜欢浏览每年的高考试题，感觉范围一年比一年宽，难度一年比一年大，如果放到今天，我这个大学肯定考不上。
    好像时间没过多久，体检通知下来了，这下子我本来比较平静的心开始躁动起来。其中的原因有两个，一是体检入围完全是根据考试分数划定的，从中我看出在大学招生领域极“左”的影响开始清除；二是据组织体检的区招考办的老师讲，我的考试成绩不错，总分数大概340多。当年辽宁地区超龄考生参加体检的分数线是280。根据这样一个情况，我估计如果不出意外，考上大学没有问题。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，我就在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焦急的企盼中度过。
    然而，好事总是多磨。1978年春节是2月7日。进入一月底、二月初后，各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寄出。据说当时中央有个要求，录取通知书力争在春节前送达，目的是使考生和家长以及亲戚朋友过一个愉快的春节。在此期间，陆续有某某人被某某大学录取的消息传入耳朵。刚开始我并没在意，可到后来渐渐沉不住气了。整个春节情绪一直不好，郁郁寡欢。我甚至猜测，是不是自己再一次被命运无情地捉弄？是不是自己读大学的梦想注定是无法实现的空想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就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了。
    正当我几近绝望的时候，情况出现戏剧性变化。2月15日下午，爸爸从单位打来电话，说东北工学院（现东北大学）打电话让转告我到学校取《录取通知书》，因为《录取通知书》寄出后又被退回学校了。这时我突然想起，在填写《报考登记表》时，由于内心对于被录取有那么一点儿将信将疑，因此个人工作单位、家庭住址等信息都没写全。难为了东北工学院负责招生工作的老师，他们接到退函后，重新翻阅考生档案，终于间接同我联系上。我赶紧从工厂出来，骑上自行车，来到学校，见到负责招生工作的老师。当我说明来意后，那位老师问我，这么长时间没接到通知你没着急呀？我说，因为是择优选拔，我以为我不够优呢。那位老师说，你够，你被录取了！
    自此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一直处于极度的喜悦之中。有时候兴奋得半宿半宿睡不着，辗转反侧，思绪万千。我曾经问过自己，你很早就有上大学的想法，可一次次地希望破灭，这究竟是历史的不幸还是个人的不幸？然而今天，你如愿以偿，梦想成真，这又是历史的幸运呢还是个人的幸运？想来想去，我渐渐想明白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由于历史的不幸造成你个人的不幸；而今天，拨乱反正，历史掀开新的一叶，这是历史的幸运，于是才有你个人的幸运。我得出这样的答案：个人的一切都离不开历史、离不开你所处的时代--这是我参加七七年高考的感悟。